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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郭沫如有一次应邀加入漫画家廖冰兄的画展，席间，郭沫若问廖冰兄，为什么取如许一个奇异的名字，自称为“兄”？一同出席的版画家王琦抢着代为回覆：“他妹妹名冰，所以他叫冰兄!文人的幽默，”郭沫若一听，说道：“喔!我大白了，郁达夫的老婆必然叫郁达；邵力子的父亲必然叫邵力。”一句话，引得合座宾客捧腹大笑。

　　诙谐也是求真的艺术，让人猛地进入荒唐、悖谬的死胡同，尔后又在笑声中将实在还给实在。齐白石日常平凡很庄重，不爱开打趣。一段时间，门生李可染不来看他，齐白石很生气。一天，李可染登门访师，齐白石倒趿布履门口驱逐，故作目生，点头低问：“请问先生贵姓？”把李可染弄了个大红脸，慌忙赔罪。

　　真正有大聪慧的人，必然诙谐。老舍的《话剧观众须知》里，很是诙谐地说：“若是你是楼上票必然坐楼下，楼下票必然坐楼上，如许剧场才热闹。”老舍用反语的体例，把上世纪30年代中国观众不文明，不恪守公共次序的环境写得很是新鲜。人们读了当前就感觉再也欠好意义如许做了。

　　诙谐是自傲的艺术，让人在霎时站到高处看本人、看世界、看命运，在冷笑和自嘲中获得自傲。1934年，国民党北平市长袁良命令禁止男女同窗、男女同泳。鲁迅听到这件事，对几个青年伴侣说：“男女不准同窗、同泳，那男女一同呼吸空气，淆乱乾坤，岂非比同窗同泳更严峻!袁良市长不如索性再下一道号令，此后男女出门，各戴一个防毒面具。既免空气畅通，又不抛头露面。如许，每个都是，喏!喏!”说着，鲁迅把头轻轻后仰，用手模仿着防毒面具。

　　林语堂是中国诙谐的倡导者和鼓吹者，他对诙谐有一极其精辟的看法：“如果世界上的各个国度都调派最诙谐的带领人加入主要的国际会议，赐与他们全权代表的权力，那么世界上绝对不会发生和平了。由于他们诙谐的聪慧，会让会场充满滑稽和情调，而不是剑拔弩张的争论。”林氏认为，诙谐能够改变我们的文化糊口，无论在政治、学术和糊口上都有着主要的感化。